两根羽毛笔
大卫在这个精简的场景中插入的不是一支浸有墨水的羽毛笔,而是两支,这似乎是多余的决定,加剧了马拉那双不同的手的不安的流动和阴沉的静止之间的摩擦。马拉死气沉沉的右手手指间捏着一根羽毛,上面还沾着墨水。沿着它的轴从地板向上,经过白色的羽毛,到达马拉用作桌子的翻转板条箱,我们发现第二根羽毛笔躺在蹲着的墨水瓶旁边。这支羽毛笔的黑色笔尖险恶地指向致命刺伤的方向,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杀死马拉的是一把刀还是一句话?在政治激烈的时代,永远无法分清笔和剑哪一个更强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大卫的画作中,羽毛笔和刀片本身就是分身。他们互相磨砺。
两个字母
一旦被发现,画中的证据就会突然成倍增加。在画布中央,我们并排发现的不是一个字母,而是两个字母,每个字母都出自不同的手。这两份文件的字里行间,写下了这幅画的整个情节。马拉左手握着的纸条被艺术家以这样一种方式放置,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马拉不知道的科迪是如何引诱他邀请她进来的,并利用了他仁慈的天性:“我很不高兴就够了”,科迪在信中不诚实地恳求道,“我有权接受你的善意。”这个信息很明确:是马拉的仁慈杀死了他。
就在科黛的信下面,摇摇欲坠地躺在盒子的边缘,是马拉本人写的另一封信——当她敲击时,他显然正在写这份文件。这张纸币由指票(或革命性货币)压住,学者们认为这是西方艺术中对纸币的首次描绘。马拉在信中无私地承诺向一位受苦受难的革命朋友捐赠五里弗:“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保卫祖国而牺牲”。我们被告知,即使在死后,马拉也流露出慷慨之情。
两个女人
这两封信不仅仅画出了引诱与谎言、仁慈与救赎的轴线,而这幅画的故事也围绕着这些轴线展开。这两个字母让人联想到鬼魂——两个。第一个是科黛的刺客,她是一位阴险的刺客,她的披肩下藏着一把长刀,潜入了马拉的家中。第二个也是看不见的,是马拉特想要帮助的一位受苦受难的寡妇,她的丈夫为共和国而战而死。女性力量之间的对峙,一个代表善,另一个代表邪恶,在艺术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将圣洁与罪恶之间的斗争描绘成女强人之间的激烈较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保罗·委罗内塞 (Paolo Veronese) 着名的《美德与恶行寓言》,约 1565 年,描绘了一名女子召唤赫拉克勒斯走向荣誉,而另一名女子则将一把长刀藏在背后,引诱他走向快乐。大卫更新了革命时代的寓言。在《马拉之死》中,危在旦夕的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